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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的波伏瓦

作者:徐迅雷   发布时间:2017-05-13 19:54:15   浏览次数:649

20年前,1986年4月14日,西蒙娜·波伏瓦辞别了这个世界,享年78岁。
  在萨特眼中,西蒙娜·波伏瓦是很漂亮的。而我一个东方人,怎么也看不出西蒙娜·波伏瓦好看在哪里。
  我们对于波伏瓦的记忆意象,大抵是萨特,第二性,女权主义;再拓展一点,是“三重奏”,是“左派”,是自传体小说《名士风流》曾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。没有多少人记得一个名叫德贾米拉·波巴查的人,与波伏瓦有什么关系。毕竟那是快要过去半个世纪的陈年旧事了。
  在波伏瓦与萨特的人物关系图中,是找不到德贾米拉·波巴查这个名字的;李亚凡所著的《波伏瓦——一位追求自由的女性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)一书最后,附了极其复杂的波伏瓦与萨特的人物关系图表,围绕着以契约构成关系的波伏瓦与萨特两人的,共有15位男性女性,比钟表的时间节点还多出3个;这17个人之间构成了学生、养女、小情人、情人、初恋情人、同性恋、姐妹、表兄妹、夫妻、朋友等等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,但这些盘根错节里不会有一位名叫德贾米拉·波巴查的姑娘,可德贾米拉·波巴查在波伏瓦人生生命的“意象”中,是那么重要。至少我以为。
  德贾米拉·波巴查是一位阿尔及利亚姑娘,与法国的波伏瓦远隔千里、素昧平生。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属殖民地,早在1830年就被法国占领,1905年全部沦为殖民地;上世纪中叶,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风起云涌,而重返政坛、令人尊敬的“法兰西守护神”戴高乐却是强硬派;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有不少,所以当局出兵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,有保护法国侨民的借口。作为思想家、哲学家的波伏瓦与萨特,清醒地意识到施加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已经到了末日,所以他们就在《现代》杂志上撰文,呼吁当局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与自由,他们甚至在文章中号召青年人拒绝征兵入伍。而右翼主政的当局,“诓骗舆论、钳制自由”,不仅出兵,还建立了集中营,对被捕者施以酷刑。德贾米拉·波巴查就是集中营里酷刑的受害者。
  1960年5月底,法国女记者吉泽尔·哈里米给波伏瓦打来电话,见面后讲述了德贾米拉·波巴查的遭遇和她出庭为之辩护的经历。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阿尔及利亚姑娘,就因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,德贾米拉·波巴查被送进了集中营;没想到的是,她在集中营里遭到了法国士兵的强,而后士兵为了取乐,竟然惨无人道地将可乐瓶子塞进姑娘的阴道里!不仅如此,德贾米拉还遭到种种酷刑的折磨,全身被烙伤,精神上更是遭到了巨大的伤害。德贾米拉向报界披露了在这样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遭遇,而更没想到的是,阿尔及利亚法院却就此对她进行了审判。女记者吉泽尔·哈里米出庭为她进行辩护,并想通过德贾米拉·波巴查案件唤醒法国人的良知,让更多的人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生存状况,一起来抵制阿尔及利亚战争。
  哈里米深深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,她需要寻求力量和支持,她想到了当时在法国最具声明和威望的波伏瓦。波伏瓦震惊于这样的案件,当即决定站出来,发出呐喊之声。波伏瓦在发行量最大、最具影响力的《世界报》上发表了呼吁文章,并且对阿尔及利亚法院提出推迟对德贾米拉审判的要求。一石击碎镜花水月,波伏瓦的文章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,从知名人士到无名读者,纷纷投书加入了呐喊之列,谴责侵犯人权的罪行。女作家弗朗索瓦兹·萨冈也在《快报》写了文章,支持波伏瓦的行动。波伏瓦和吉泽尔·哈里米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,为德贾米拉辩护;她们还亲自去见司法部长,要求官方对德贾米拉案件展开调查,对施加酷刑者绳之以法。
  就这样,波伏瓦、哈里米和德贾米拉构成了为人权、自由和正义拼争的“三重奏”,这与波伏瓦、萨特和奥尔加所构成的伴侣、情人和同性恋关系的“三重奏”是多么的不同!
 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,阿尔及利亚法院想与德贾米拉进行私下交易,让她放弃对酷刑施加者的指控,她也因此得以释放。但德贾米拉断然拒绝。波伏瓦为德贾米拉案继续四处奔波;次年哈里米把整个案件写成了一本书,波伏瓦写了前言并且为了分担风险在书上署名;她们掌握了内阁部长等高官为处理该案件设置种种障碍的情况,及其犯罪的新证据,这一无声炸弹击中法国当局的要害,最终,阿尔及利亚法院放弃了对德贾米拉案的审理,无可奈何地释放了德贾米拉。
  在德贾米拉案中,波伏瓦从纯道义出发,以她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良知,战胜了非正义非人道。波伏瓦认识到,当一个人生活在不公正的世界里,仅仅诉诸于言辞是不够的,而必须付诸于具体行动,以行动来谴责种种暴行,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。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德贾米拉事件,恰好是波伏瓦行动起来的一个契机。
  从1955年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爆发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,在这漫漫7年长路里,波伏瓦和她的大哲学家伴侣萨特,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对殖民主义立场。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《121人宣言》,宣言呼吁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服兵役,并宣告法国左派为争取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负有连带义务。这种表面看是“卖国主义”的行动,历史恰恰证明了是真正的爱国主义。秘密军队扬言要灭掉“121人”,还真的在萨特住处投掷了炸弹炸毁了萨特与母亲同住的寓所,后又在波伏瓦公寓附近安置炸弹但未得逞。到了1971年,作为追求自由的精灵,波伏瓦又签名支持了堕胎自由化的《343人宣言》。“宣言中的知识分子”在法国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,透彻了那个一度人权飘摇的世界。
  法国,是一个洋溢着知识分子人道关怀的国家。从伏尔泰思想行动的启蒙到左拉的“我控诉”行动,从维克多·雨果的小说到杜拉斯致范文同的信,无不充溢着公共智识者的人间情怀。早在1955年9月,波伏瓦和萨特一起访问了中国,在十月一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;回法国后不久她就发表了40万字的纪实报道《长征——中国随笔》,从其中对胡风案件的评述,可见波伏瓦对人性关怀的天性敏感;她敏锐地捕捉到了“风在刮”的胡风案件,对于“处置人”的错误,有着精准的质疑:
  “没有大的政治诉讼,有一个‘案子’——六年中惟一的一个,即胡风案件。它还没有得出结论,这就使它变得更加令人困惑。它以一次文学争论开始,发展为对一个反革命阴谋的揭发,于是成了一场反对异端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运动的借口。发现阴谋的时机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。而关于一个‘集团’的假定,也同样不能以令人极为满意的方式说清事实。”
 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,却真正点到了要害上;然而,中国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,一位当时对中国感兴趣的法国女性知识分子,又能怎么着呢?
  波伏瓦与萨特,在那个时代,都是法国“左派”中的一分子。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,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,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能把众多知识分子动员起来,眼光向左——当然,这跟我们所经历的“极左”是两回事。萨特和波伏瓦对一切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深恶痛绝。1957年12月,站在阿尔及利亚人一边的萨特,曾到法庭为阿尔及利亚人本·萨多克作证辩护。萨多克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,萨特为萨多克辩护的核心意思是:“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,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。”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,波伏瓦曾说:“我并不是自愿让这场战争侵入到我的思想、我的睡眠、我的情绪中的。”但是,战争的推力确实促使了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投身于“人民事业”。“人民事业”当然就是左派知识分子要从事的事业;直到70年代,波伏瓦与萨特还走上巴黎的街头,叫卖左翼报刊《人民事业报》。
  知识分子的激情是最可宝贵的。有意思的是,萨特、波伏瓦他们进行种种反对殖民主义的“唱对台戏”激情行动,却并没有被为自己换来牢狱之灾。这当然得益于法国的人文环境与制度环境,而“强硬派”戴高乐的态度也至关重要,他说的是,那些知识分子,爱玩就让他们玩去吧!
  综观波伏瓦的一生,如果说早年是探索阶段,中年是著述阶段,那么晚年则是活动和战斗阶段;如果说她与萨特“契约式爱情”是情感的事,她的左派行动是意识的事,那么她为德贾米拉主持正义是灵魂的事。从稍微漫长一点的历史时空来回首,我们不难看到,真正能够经得起历史推敲、被时间淬火之后愈发闪光的,并不是“宏大叙事”的左派行动之大事,而是“枝梢末节”的救人一命之小事;不是“形而上”的意识之事,而是“形而下”的灵魂之事。为一个人“服务”的具体“小事”,才是真正不容易办到的事;所以太多的人只是热衷于非常容易办到的“全心全意为所有人服务”,从而没有一个人像波伏瓦那样站出来为“一个人”而竭力抗争。
  本文摘自《读者》2009年第11期P46
 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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